文章轉載自
壹讀
作者 龍緣之(1985-)女，台灣台北人，清華大學科學技術與社會研究所博士生;劉兵(1958-)男，遼寧海城人，清華大學科學技術與社會研究所教授(責編 壹讀許小編 劉小編)
導讀
大熊貓作為中國最為民眾所認知的瀕危物種，具有科學、政治和文化意涵。保護大熊貓成為一個值得分析的野生動物保護案例。雖然許多民眾早已知道竹子是大熊貓的主食，但是，竹子開花作為一種自然界的現象，被認知的過程卻複雜得多。通過對這場由自然現象過渡到社會活動，從「竹子開花」到「搶救大熊貓」的野生動物保護案例進行分析，試圖呈現事件之中由媒體建構和主導的科學傳播面貌，以及自然、科學與社會之間，多重且複雜的互動關係，及其對大熊貓和野生動物保護帶來的長遠影響。
在上個世紀70和80年代，發生在大熊貓棲息地的兩次大規模「竹子開花」現象，引發科學家、政府、媒體及社會公眾極高的關注。因「竹子開花」現象而進行的「搶救大熊貓」活動，至今仍為人們所記憶，並為學界所討論。從野生動物保護的角度，研究者關注大熊貓物種生存的問題，透過野外調查及數據分析，或討論「竹子開花」現象與大熊貓生存的互動關係，或指出彼時「竹子開花」期間的「保護」措施所帶來的後果。歷史學者更多地透過文獻梳理，關注大熊貓作為「國寶」的象徵性意義在此事件中得到的強化，及其對大熊貓保護政策帶來的長遠影響。既有的研究文獻，已標示出「竹子開花」現象與「搶救大熊貓」活動，在大熊貓保護史留下的時代印記。在中國的野生動物保護歷程中，該事件同樣顯著地為大熊貓帶來極高的社會關注。雖然「竹子開花」事件的本質是一個科學需要研究的問題，但這一事件又明顯地不僅僅是個科學問題，社會因素在其中的作用和影響不可忽視。「竹子開花」的自然現象，何以引起前所未有的全社會「搶救大熊貓」的熱情，又為大熊貓及野生動物保護帶來什麼樣的影響?本文基於科學傳播的研究視角，在科學家著作、媒體報導和學術文獻等基礎上，梳理自「竹子開花」現象到「搶救大熊貓」活動的社會建構過程，發掘其科學傳播的背景、機制、過程及影響，試圖回應這個問題。
一、「明天的早餐在哪裡?」
——從「竹子開花」到「搶救大熊貓」
「竹子開花囉餵
咪咪躺在媽媽的懷裡數星星
星星呀星星多美麗
明天的早餐在哪裡
咪咪呀咪咪請你相信
我們沒有忘記你
高高的月兒天上掛
明天的早餐在我心底
請讓我來幫助你
就像幫助我自己
請讓我去關心你
就像關心我們自己
這世界會變得更美麗
太陽出來囉餵
照亮我也照亮你
一樣的空氣我們呼吸
這世界，我和你生活在一起。」
（1984年為「搶救大熊貓」發行的歌曲《熊貓咪咪》。侯德健作詞、譜曲，程琳演唱。）
這首有關「竹子開花」和熊貓保護的歌曲，曾流行一時，讓人耳熟能詳，音樂的旋律至今仍會喚起人們對當年這場
「竹子開花」與
「搶救大熊貓」活動的生動回憶。但媒體傳播帶給人們的對於此事的印象，其實是有許多偏頗之處的。這裡，可以首先簡要地回顧一下事件的來龍去脈。
1983年春季，當邛崍山系大熊貓主食竹——冷箭竹大面積開花枯死時，林業部迅速做出了反應，建立臨時收容站，組織救援隊上山搜救挨餓的大熊貓。([1], p.296)1983年8月10日，《人民日報》首次對此次冷箭竹大面積開花枯死進行報導，指出「大熊貓已開始吃草，而且普遍消化不良」。[2]緊接著，國務院辦公廳於8月27日轉發了林業部關於搶救大熊貓的緊急報告的通知。至此，「竹子開花」已成為媒體及主管部門高度重視的現象。
1983年年底，四川省政府建起了5個監測站，且「採取投放羊肉、玉米饃，燻烤的羊骨、豬排等辦法引誘大熊貓下山」。[3]此外，「國家還在積極籌建若干處大熊貓飼養場，用以收容、飼養受災的大熊貓」，「組織了52個巡護觀察組，約有600多名科技人員和工人參加搶救大熊貓的工作」。[4]中國野生動物保護協會於1983年12月22日成立後，開展了國內外「搶救大熊貓」募捐，以應對傳聞可能長達十年之久的搶救活動。與此同時，「竹子開花」事件已在政治、媒體、科學界和公益慈善的國際舞台上，擁有極高能見度。
隨後，中國政府決定，從1984年年末算起，三年內每年撥款四百萬元作為搶救經費，以應對長期而艱巨的「搶救大熊貓」任務。[5]在1985年11月舉行的保護、搶救大熊貓工作表彰大會上，林業部以「各級領導重視，發動群眾充分，搶救措施得力，我國搶救大熊貓工作取得顯效」總結了本次「搶救大熊貓」的工作，指出「死亡率比過去大大減少」。[6]然而，直到1988年2月林業部部長高德占的報告稱，「大熊貓渡過了最嚴峻的難關」，「搶救大熊貓」活動才宣告落幕。[7]
就此事件，到目前為止，學術界先後已出版了幾種重要的、需要被重視而且也成為本文分析之基礎和出發點的論著。「竹子開花」之際，正值中外在大熊貓研究方面展開合作之時。這也是第一次在中國進行的野生動物保護國際項目。世界野生生物基金會(現更名為世界自然基金會，簡稱WWF)邀請紐約動物學會(現更名為國際野生生物保護學會,簡稱WCS)資深專家夏勒(G. B. Schaller)，赴臥龍自然保護區和中國科學家共同合作。作為研究的結果之一，夏勒在《最後的熊貓》一書中，呈現了1980年代大熊貓保護及研究的狀況、觀念和問題，使其不僅作為首次野外研究的科學家手記，還有作者對「竹子開花」現象的實地觀察記錄，成為對此案例進行研究時的重要材料。
北京大學生命科學學院的潘文石團隊，基於在秦嶺十六年的野外觀察和研究所完成的《繼續生存的機會》一書，開篇以，重點討論了竹子開花現象和大熊貓保護工作之間存在的問題。潘文石等強調，問題的討論應建立在對大熊貓棲息地環境的真實認識、對大熊貓行為的觀察，還有對信息和數據的分析研究之上。透過實例的舉證，以及對相關文獻和數據的梳理分析，作者得出竹子開花的自然現象，沒有造成1980年代大熊貓飢餓或死亡的結論。([8], pp.1-8)美國歷史學者宋雅蘭（E. E. Songster）將研究重點置於1970與1980年代的兩次竹子開花時期的社會差異。在其博士論文中，探討「搶救大熊貓」的觀念，是如何地受到政治和經濟面向的影響而形成的。宋雅蘭對彼時的社會背景進行梳理，分析兩次竹子開花的自然環境之差異，關注政治和經濟的變化與轉型。她認為，1970年代的岷山與1980年代的邛崍山系的竹子開花，從其發生的自然環境來看，是兩個全然不同的事件，卻被視為對大熊貓生存的相同威脅。在其以王朗自然保護區與大熊貓保護為主題的博士論文中，宋雅蘭回顧了兩次竹子大規模開花現象的社會、政治和經濟背景，討論了大熊貓在中國的符號意義，以及中外媒體在「搶救大熊貓」過程中起到的作用。([9], pp.230-291)
二、挨餓的熊貓在哪裡?
——「竹子開花」事件中的科學爭議
在「搶救大熊貓」的緊急措施落幕後，「搶救」行為仍時有發生。直至1990年8月的報導指出，「共搶救病餓大熊貓118隻，其中救活82隻」，被救大熊貓的數目才停止增加。[10]然而，喧騰一時的「竹子開花」事件中，究竟有多少竹子在開花後枯死，又有多少只大熊貓挨餓?與此相關的科學爭議，都是彼時未能被嚴肅看待的問題。有的科學家認為，「竹子開花」對大熊貓生存造成的危機，被媒體過分誇大([1], pp.306-310)。此時，關於大熊貓棲息地的生態知識，未能在傳播過程中得到較完整的表述;相反的，科學家的發言經常被媒體斷章取義地引用。究竟，在竹子大面積開花的實情之下，大熊貓是否真的找不到可食用的竹子?未開花的竹子是否不夠大熊貓採食?這些問題也都沒有完整地呈現在媒體的報導中。
1熊貓可以吃未開花的竹子
一個不容忽視的事實是，即便竹子大面積開花枯死，但是「開花的冷箭竹可以活到翌年的九月和十月」([11], pp.193-194)，大熊貓仍可採食;更關鍵的信息是，大熊貓可以吃那些沒有開花的竹子，包括那些沒有開花的竹種。臥龍自然保護區里，除了冷箭竹，還生長著另一種儲量豐富的大熊貓主食竹，即華桔竹(拐棍竹)。在冷箭竹開花之際，大熊貓主要就是食用這種竹子。([8], pp.2-3)
簡言之，大熊貓是否受到竹子大面積開花的威脅, 要看當地是否存在兩種以上可供大熊貓食用的竹子。目前的大熊貓棲息地，「大都屬於這種類型，這是由熊貓以竹為生的長期生態作用所決定的」。([12], p.189)實際上，直到「竹子開花」的三、四年之後，研究者才觀察到「熊貓有改變進食習慣的跡象」。([1], p.303)在1986年至1987年冬季,它們開始利用在低海拔地區的其他竹子作為替代食物來源。[13]由此可知，在「竹子開花」之際，大熊貓並非無竹可食, 也沒有面臨飢餓問題。
2找不到挨餓的熊貓
直到1985年，「臥龍剩餘的箭竹都還沒有死」，「援救小隊沒有找到一頭挨餓的熊貓」。實際上，「並未發現任何熊貓面臨困境的證據」。([1], p.302)這次的「竹子開花」事件，在夏勒看來只是地區性的事件，而非對大熊貓物種的致命威脅。在後續的研究中，根據潘文石團隊自1983年10月至1998年6月的觀察，「整個研究期間，沒有發現大熊貓因竹子開花而缺食的現象」。([8], p.5)既然，「無論是在秦嶺還是在臥龍，竹子開花、枯死都不是威脅大熊貓生存的主要原因」([8], pp.6-7)，更無需討論其他竹子沒有開花的地區。
在中外合作的大熊貓研究項目之成果《臥龍的大熊貓》於1985年出版時，南充師範學院(現更名為西華師範大學)的胡錦矗代表中方專家組，與夏勒等人即指出「1983年冷箭竹大面積開花不一定會給熊貓造成重大饑荒」。([11], p.194)但是，直到1987年2月中國科學院武漢植物研究所的「搶救大熊貓研究小組」向國家有關部門提出「搶救大熊貓、東遷神農架」的建議報告，作為「將為臥龍地區野生大熊貓度過箭竹開花難關提供一個新的途徑」[14]，受到胡錦矗反對並指出「對它們生存的威脅，不是竹子開花，而是人類活動」。[15]至此，主流媒體上才出現了不同的聲音，儘管後來並未因此而讓危機說完全消失——危機說甚至仍然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流行依舊。
3野外的熊貓減少了嗎？
1990年，中國野生動物保護協會的負責人表示，在多方的共同努力下，「搶救大熊貓」的活動「使臥龍自然保護區的大熊貓在嚴重的受災情況下仍然保持了穩定的種群數量」。[10]然而，《繼續生存的機會》一書則給出了與此不同的說法：潘文石團隊通過對1980年代「竹子開花」期間的大熊貓死亡數字進行分析，把大熊貓的平均壽命(野外情況下約20歲)和每年自然死亡個體數等相關數據對比計算，得出的結論是，「1983年至1988年所統計的野生大熊貓的死亡個體數並沒有比平常年份的死亡個體數多」，而且，「這些大熊貓的死因顯然與竹子開花無關」。([8], p.7)
為回應國際學界對大熊貓在保護情況下，數量仍然下降的關注，夏勒等人指出，陷阱(用以捕捉其他動物)、偷獵和棲息地的破壞，無疑才是導致大熊貓數量下降的主因。[13][16]諸多證據，顯示了彼時大熊貓受災情況的統計存在問題。不僅如此，如果被「搶救」或「捕捉」的大熊貓擁有在野外自然繁殖的機會，大熊貓繼續生存的可能性將會增加。[16]令人遺憾的是，像潘文石和夏勒等人的這些觀點，並未在社會上得到廣泛的傳播，也未能帶來應有的實際影響。
三、熊貓面臨什麼威脅?
——學界對「竹子開花」事件的反思
既然，在1980年代邛崍山的「竹子開花」現象，並沒有造成大熊貓飢餓乃至死亡。那麼，到底是什麼原因，導致竹子開花將令大熊貓餓死的信念，如此深入人心，被媒體關注和誇大?在科學傳播機制失效之時，從「竹子開花」的自然現象到「搶救大熊貓」活動，人類的干預對大熊貓的生存和保護帶來了什麼樣的影響?
1信念從何而來?
——1970年代的「竹子開花」事件
在1983年的「竹子開花」事件以前，僅有極少的學術研究涉及竹子開花和大熊貓死亡的關係。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楊若莉、張孚允和羅文英等人發表在《獸類學報》的「1976年大熊貓災難性死亡原因的探討」一文。文章透過簡單的因果假定，推斷1975至1976年岷山山系華桔竹開花，是造成138隻大熊貓死亡的原因。[17]這個觀點與1977年中央主管部門組織的聯合調查組的結論一致，(轉引[9]、[17])甚至被不在少數的科學家採納。
但上述觀點並非是被學術界一致認同的。例如，潘文石就曾對楊若莉等人的觀點提出強烈的質疑，「值得注意的事實是:在20世紀70年代中期的北岷山，除了竹子大面積開花之外，同時還有強烈的地震發生。因此，20世紀70年代中期北岷山大熊貓的死亡事件實際上是一個十分複雜的現象。當時的調查者不可能對每具大熊貓的屍體和骨骼殘骸都作出精確的死因鑑定」。([8], p.3) 《臥龍的大熊貓》則指出，「岷山地區熊貓嚴重死亡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農民毀掉了低海拔的竹子」。([11], p.194)然而，這種面對客觀事實的含混態度，在1980年代的「竹子開花」事件期間，並未得到改善。許多「竹子開花」期間的媒體報導，顯示「所有的熊貓死亡都列為餓死」，實際上卻沒有查明大熊貓的死因。([1], p.310)至今為止，「竹子開花」作為大熊貓的主要威脅一說，在報刊和學術論文中仍持續存在，「搶救大熊貓」的活動作為功績，仍受到褒揚與銘記。
2熊貓即將滅絕了嗎?
——動物形象與民眾的認識旨趣
在「竹子開花」事件中，人們除了擔心大熊貓個體是否挨餓，還存在著該物種是否即將滅絕的討論。在「搶救大熊貓」行為的背後，大熊貓的動物形象影響了它們是否有待人類拯救的問題。有些學者認為，竹子開花現象顯示了大熊貓正在走向退化和滅絕。[18]這種觀點促進了政府、媒體和民眾對熊貓物種生存的憂慮，增強了對於「竹子開花」現象的關注，以及搶救「國寶」的熱情。
除了媒體對事件的過度渲染外，潘文石認為，「有人過分強調大熊貓繁殖中的難題，使人們開始對大熊貓的命運做出過於悲觀的估計」。([8],前言)與此同時，在「竹子開花」期間的報章雜誌中，人類幫助「最好的朋友」——無力自救的大熊貓之故事，顯示了其楚楚可憐的形象，早已被民眾廣泛地接受。大熊貓棲息地居民保護大熊貓的故事，不止是感人且受到頌揚的英雄事跡，較之於自然和生態知識，具有犧牲精神的愛國行為，更為媒體所偏好。
3「搶救」，抑或「捕捉」?
——走向野生動物保護的誤區
一個驚人的事實是：在「搶救大熊貓」活動中，人類對大熊貓的「救援」或「捕捉」行為，實際上已很難區別。
彼時中國圈養大熊貓數量增加得很快，正是因為多數大熊貓是在「竹子開花」或其他情況下被「搶救」的。[16]1983至1987年間被捕捉的108頭大熊貓中，有40頭或被賣給中國動物園，或被關在省級林業單位主管的機構里。([1], pp.328-329)潘文石、秦自生等人的著作，以及《人民日報》等媒體同樣支持了此類信息。([12], pp.189-191; [19], p.389; [20])如胡錦矗所言，在「竹子開花」事件中，人們投放了一千多斤肉食「請它走」，如果大熊貓不走，就「送它走」，「關起來抬著下山」。[21]甚至連竹子沒有開花的唐家河、甘肅白水江保護區等地，都相繼建設起「長期囚禁熊貓的大型設施」。([1], p.314)可以說，這樣的「救援」，實際上等於是以「保護」的名義鼓勵了對大熊貓廣泛的捕捉行為。彼時有些工作人員認為，將野外大熊貓移置於人工飼養環境，對它們更有利。([1], p.297)實際上，人們不願以較為簡單的但卻更加「自然」的方式救治大熊貓，而更傾向建立所費不貲的人工設施圈養它們。
同時，在媒體的鼓動、搶救「國寶」的熱情，以及內援外助的資源匯聚之下，開展野生動物保護活動的主管部門同樣缺乏相關的知識和正確的理解。潘文石寫道，當時「申請到經費的條件是必須去『研究竹子開花是如何使大熊貓面臨絕境的』。毫無疑問，這是一個被人事先指定的『結論』，科學工作者的良知使我斷然不能接受」。([8], p.1)
四、從「竹子開花」事件
看科學傳播中的社會建構
「如果熊貓能留在竹林里繼續過它默默無聞的生活．不要應付外界的宣傳，也不受宣傳挑動的貪婪滋擾，或許現在就不會有那么多的熊貓失去自由，竹子死亡也不會成為毫無必要的大舉捕捉熊貓、成立收容站的藉口。」
——夏勒，《最後的熊貓》。([1], p.368)
正常的科學傳播機制，顯然在「竹子開花」期間完全無法發揮作用。本來應該由科學家群體自主分析並討論的科學問題和野生動物保護方針，在媒體、民眾共同參與的社會建構之下，被嚴重地扭曲。政府主管部門也被裹脅於其中，無法對事件有清楚的認識，反而制定了相應的「保護」方案。大熊貓有著作為「國寶」的特殊意義，使得與其相關的自然現象和生態知識，於彼時難以被客觀看待。在科學共同體無法按照正常機制進行科學傳播的情況下，科學家的缺席，取而代之的是非專業人士的參與和介入。最終，虛構了自然界不曾存在的危機，引發全社會搶救「國寶」的活動，為野外大熊貓的生存和野生動物保護，帶來長遠影響。科學共同體幾乎完全失去了主導問題討論的能力。實際上，要回答「竹子開花」事件何以發生、對大熊貓及保護工作帶來什麼影響之問題，皆須了解其科學傳播的背景、生態知識被社會建構的過程，以及人類保護大熊貓的與境。
1不存在的危機，建構的話語
——科學傳播機制的失效
媒體對「竹子開花」事件的建構，與不曾存在的大熊貓飢餓危機，形成強烈的對比。由媒體話語所建構的危機，建立在竹子開花後枯死的現象，以及大熊貓以竹為主食的既有認識之上。由此，輕易地推斷個體大熊貓挨餓、大熊貓物種面臨生存危機的結論。在這場引發社會各界響應，資源相繼投入的大熊貓保護活動中，自然現象引發的危機固然不曾存在，科學家同樣在科學傳播的過程中，顯得極為消極。部分科學家在此過程中，接受、默認或利用了媒體的建構，其餘的科學家也未能透過正常的科學傳播機制，向各界傳達完整的生態知識。相反的，本質上為科學問題的「竹子開花」與保護大熊貓的活動，經過媒體自圓其說的話語建構，成為一個偽問題。「竹子開花」現象因此被關注、誇大、扭曲，大熊貓也因此被「搶救」和「捕捉」。
2對「國寶」的英雄式救援
——保護大熊貓的特殊意義
大熊貓作為中國的形象代表，對其的保護行為受到愛國主義思想的影響。在「搶救大熊貓」期間，中外各界對大熊貓及政府主導的保護措施，皆相當關注。無論是媒體或主管部門，都難以冷靜地看待這股保護大熊貓的熱潮。大熊貓作為「國寶」的特殊意義，使得建構一場自然災害所帶來的多重利益，為科學家推翻「竹子開花」危機一說，帶來莫大的難度。科學共同體在描述或討論竹子開花現象時，莫衷一是，綜合觀之，科學家的話語顯得微妙而含蓄，甚至曖昧。即便在「竹子開花」事件後，也始終存在著關於竹子開花是否對大熊貓構成威脅的爭議。然而，無論是1990年代對大熊貓棲息地的竹與森林動態演替的研究，抑或是2000年後的許多論文，雖皆有分析與猜測，但基本上沒有肯定竹子開花對大熊貓物種構成威脅之嚴肅定論的學術論文。
3「竹子開花」事件
對野生動物保護帶來的負面影響
「竹子開花」和「搶救大熊貓」雖然提高了社會對保護大熊貓工作的關注，但卻不利於現實中大熊貓個體和物種生存，不利於生態知識的傳播和野生動物保護工作。在將「搶救」的熊貓數目作為功績衡量的情形下，建構「危機」更有利於所謂的「保護」活動之開展。如果不存在彼時錯誤的「保護」觀念和政策，就沒有隨「捕捉」而來的熊貓死亡，存活下來的熊貓也不會失去自然繁衍的機會，持續數年的「搶救大熊貓」亦不會成為後繼以「搶救」為名，行「捕捉」之實的典範。
對野生動物保護而言，「竹子開花」事件強化了民眾對特定物種數量的過度關注，忽略了棲息地保育的重要性，也淡化了人們對於人為地破壞了熊貓完整、理想的自然棲息在這個實際上更嚴重地危及了熊貓生存的大問題的關注。因為強調「國寶」的價值，將大熊貓視為珍貴自然資源之觀念深入人心，「保護」乃是以國家利益為導向。名實不符的「搶救」大熊貓，本身就是對自然生態的干擾和傷害，也為大熊貓及野生動物保護帶來負面影響。野生動物保護工作對生態環境的意義和對個體生命的關注，在彼時不僅未能被民眾認識，同時，偷獵和棲息地被破壞等對大熊貓生存的威脅，亦沒有受到足夠重視。透過這個事件，民眾更可能在野生動物保護的觀念、方法和目的等面向上產生誤區。
五、結論
「竹子開花」事件所反映的，不單是一個科學問題被傳播、建構和爭論的過程;「搶救大熊貓」也不僅為一場保護物種的救援嘗試。回顧這個有爭議的野生動物保護案例，我們可以看到，人們對待自然的方式和觀念，以及媒體、科學家和政府部門等不同團體的利益，在此亦有涉入與交會。「搶救大熊貓」活動有著對錯誤信念的挪用，以及民眾既定的認識旨趣作為背景。作為野生動物保護行為的對象，大熊貓具有在生態、文化、政治和經濟等面向上的特殊意義。正常科學傳播機制的失效，令原本在科學問題上，應該擁有話語權並主導討論的科學家，在傳播過程中缺席。媒體不顧及斷章取義和誇張化報導的問題，以宣揚愛國主義的方式，藉由「竹子開花」建構了一場具有時代特色的「危機」。通過對此案例的分析，對於如何呈現關於自然和生態學知識，如何理解在科學傳播中複雜的社會建構，以及這種存在問題的建構的現實會進而如何影響和干預自然的過程，可以帶給我們更好地思考和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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