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刊載於《溫州晚報》，2016-07-24 (原標題為“超越痛苦的幸福，哲學動物的生命哲學“)
對我而言，這是一本肯定痛苦的意義並試圖超越絕望的書。這並非指，我們應該刻意地去尋求痛苦來鍛煉面對命運時的堅韌，而是述說了一個簡單的事實——真實世界本身就是飽含痛苦的。但是，我們如何可能從中去體驗並扭轉痛苦，肯定我們所經歷的、所為之努力的事物之價值，從而追求自身的幸福呢?
《孤獨是不人道的》收錄了郭鵬（薩仁圖雅）自2000年至2014年的部分散文和隨筆。作者對社會實踐親力親為的投入，給予了語言和文字以力量，使得本書同樣是“為減少人類所施加給同類和其他動物的暴行和苦難而努力”的一部分。這些文字，正如郭鵬所言，更多地是一種不得不做的傾吐，意在喚起我們對於孤獨者的關注。作者對孤獨進行了重新的定義，它不是一個第一人稱的自我描述，而是對第三者處境的刻畫：如果孤獨的處境不能被理解，甚至被他者所拒絕，那麼等待著孤獨者的只有死亡。這一本書的誕生，正是作者以頑強的行動來抗拒絕望和克服無力感的證明。
一場無法醒來的夢境
在這本人道主義心路紀實裡，作者描述了許多自小以來，給予她的生命帶來震撼的一些衝擊性的時刻。這些經驗包括，優雅的生物課老師淡定地指導學生解剖一隻活潑生動的小老鼠，當麻醉的藥效失效，抽搐的小白鼠，“像被釘在十字架上的耶穌，敞開的身體像一個披著風衣的大俠客充滿悲壯的氣息”;讀大學時，路邊客死者的尊容中滿口飛舞的蒼蠅，使得死亡之真實不再具有哲學和詩意上的浪漫;畢業執教後，目睹一場冬天裡搶奪棉襖的拳腳暴行，她和大多數人一樣走過，卻陷入無法作出反應的心靈空白狀態。本書紀錄的並非是行俠仗義的事蹟，相反地，它更像是作者歷經嘗試並倍感無力的懺悔錄。然而，正是善良的願望與現實中的惡對抗時的無力予人挫折，我們對環境、對人性、對自我、對存在的意義本身產生質疑的痛苦，最是折磨人。
郭鵬是語言哲學專家，但整本書中卻沒有哲學寫作的晦澀痕跡。作者在文字裡流露出的細膩，體現出她對突破哲學語言的枯燥與哲學思辨的有限性所做的努力。郭鵬在書中談及母親對她的影響，講到母親的感性與善良，其本身的敏感似乎與天賦及家庭環境更有關係。也許正是因此，在作者哲學反省的背景中，倫理與社會關懷的傾向相當強烈。她除了作為救援無助者的行動派，也是勇於自我剖析的思想者，歸根結底，還是個理想主義者。我們不能否認，理想主義者大多純粹而良善，但是，理想主義者如何在現實中經歷困頓與痛苦後，仍能不失理想與實現理想的動力，卻是一個難題，它實際上與善良的美好願望一樣值得重視。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庫切(John Maxwell Coetzee, 台譯:柯慈)在小說《等待野蠻人》中，描述了一種持久而潛在的威脅感。這種如同“野蠻人到來”的危機，實為人類道德和文明的精神困境，它真實而存在，且因為與我們對倫理和善良的信仰無法相融而難以擺脫，成為一場無法醒來的醜惡夢魘。郭鵬與庫切兩人皆身兼學者與行動者，本書充分地表達了對自身所屬的民族與社會的無力感所帶來的無助、焦慮，以及因此產生的精神危機。
孤獨，來自他者的無動於衷
“可以訴說的，總會過去，而對於那些無法訴說的，或不能訴說的，就只能成為我們一生的包袱”。孤獨並非僅僅來自無法訴說，更在於社會環境帶給人的抑鬱，以及他人的無動於衷。書名《孤獨是不人道的》所指涉的物件，包括社會底層的殘疾人之生存、非人動物的權益等，儘管這些問題常常包含在“社會公義”以及“普遍的人性”這些大的概念之下，但是從這些概念到現實之間的橋樑還沒有架起。這本小書正是為這種架橋設梁所做的嘗試。
如同作者所描述的種種故事，現代人不僅對他人的存在、痛苦和感受，因為不當的教育和習慣而漸漸冷淡，同樣地，我們也對非人動物所知甚少。這裡所謂的認識，絕非解剖學或是傳統動物學，甚至是動物行為學和心理學的認識，而是指我們對動物的天性、需求、情感，帶有尊重和平等的瞭解。在人類中心主義和物種歧視的背景下，我們經常出於無知，簡單獨斷地推定動物的行為僅是出自無意識的“本能”——這種“本能”被大多數人嗤之以鼻。進一步言，人們對動物個體的獨特性經常無視，自然也就不覺得有什麼瞭解的必要性。
然而，動物的痛苦不僅僅是人的痛苦的隱喻,動物的痛苦就和人的痛苦一樣真實(詩人王東東語)。實際上人類對他者(無論是人或非人動物)的情感、手勢、語言，本就有著出自天性的回應能力。諾貝爾生理醫學獎得主康拉德·勞倫茲提出“物種自我保存”理論，指出人類透過合作、照顧弱者和幼小，達到物種延續的目的。勞倫茲指出，人類同樣對動物的狀態(尤其是臉部表情)作出回應。關愛他人，幫助無助的動物，本是人的自然天性。郭鵬強調，達爾文之“適者生存(survival of the fittest)”應該被理解為“(最)善者生存(survival of the kindest)”, 更接近達爾文的思想。同樣地，達爾文也認為，“社會性和母性是人最大的本能”。但是，當這種生物善良的天性被環境或文化壓抑時，我們對同類及其他動物的需求可能逐漸冷淡，無法培養面對痛苦情境時的回饋能力，久而久之便成為不懂得反應的“活僵屍”、一種社會中的“半死人”。這也正是甘地之所以說，“一個社會的道德水準，可以依其對待動物的方式來衡量”的原因。
痛苦會過去，美會留下
作為一個學者兼行動者，郭鵬努力地讓來自兩個領域(學術與社會實踐)的能量裨益雙方。然而，透過對本書的閱讀，就會發現，來自於後者的對生命處境的理解，帶給她的痛苦與對現實的認識，相較之下更為深刻。作者與動物的相處經驗中，動物不單為她開啟了認識生命的大門，還帶來對社會及哲學問題的反省。在這本小書裡面，郭鵬盡可能地以哲學家的視野及倫理關懷，避免用哲學家們常用的術語，將自身面對現實問題的困難，予以充份的描述。
曾有一位動物倫理學家這樣描述自己的生活經驗:每當他在闔家歡聚的餐桌上沉默時，他的女兒就會說，“爸爸又在想動物的事了”。不分中外，當下受到人類奴役的動物處境，無疑是令人痛心的。郭鵬的這本小書也呼喚了我過去幾年在中國生活及參與動物保護的記憶。這種經歷固然是痛苦的，但也是珍貴的。在此，我和郭鵬分享了同樣的體驗，即在實踐動物保護的過程中，行動者會體驗到自身有限性所帶來的無知和無能。當這種本該由全體人類共同承擔，或至少不應由少數人背負的巨大苦難與重擔襲來時，作者體認了到了達爾文的名言所表達的一種真實：“活著就是要受苦的”。
也許很多人都會同意，痛苦往往比快樂來得更為深刻。但是，痛苦是不值得體驗的嗎？亞裡斯多德在《詩學》中表示，悲劇的作用在於淨化，喚醒人之悲憫與畏懼。然而，我們如何處理自身經歷的悲傷，並可能從中發掘出意義？自我質疑或許是每個行動主義者都難以避免地過程，我們將無數次地自我質問，“我們是救了他們，還是害了他們？”實際上，所有善良的意願，都需要經受來自外在與內在的考驗，並且在這個體程中增加自我的能量，這樣的善意才不致在現實中熄滅，甚至自我否定。作者也許會同意，如果我們能夠超越並且轉化這種存在的痛苦，那麼痛苦所帶來的價值，可能與幸福的價值相當。
郭鵬自稱，她曾對亞裡斯多德所說的，“人生最大的目的就是追求幸福”不屑一顧，現在卻體認到，只有經歷過許多痛苦的人，才會有這樣的表達。其實，如果不是經歷過痛苦的話，又如何知道幸福的珍貴呢? 對於無法負荷的苦難，我們的本能是逃避；遺忘是治療精神痛苦的良藥。但是，逃避並不能減少苦難，也不能化解痛苦。我更願意相信，當我們的內心茁壯到可以直視這些痛苦並面對這些苦難時，心靈將會因此獲得更堅定的養料，到那時，痛苦與苦難才能被克服和超越，並成為驗證我們存在的方式。康得曾經說過，“世界上沒有什麼能比一個善良的意願更清楚自明的東西了”。我則更欣賞法國畫家雷諾瓦的名言：“痛苦會過去，美會留下”。
《孤獨是不人道的》，郭鵬著，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14年3月第一版，28.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