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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史上屠宰動物的紀錄片不少：發明大王愛迪生為了展示其發明的直流電系統 (DC) 較競爭對手的交流電 (AC) 更有效率，於 1903 拍攝了著名的 Electrocuting an Elephant，記錄了一隻名為 Topsy 的大象被電擊致死的瞬間；戰後歐洲則有 Georges Franju 於 1949 年以拍攝屠宰場指涉納粹種族大屠殺的 Le Sang des bêtes (Blood of the Beasts)；當代則有 2005 年以血腥、慘忍的畫面讓無數觀者棄葷從素的 Earthlings；而新聞上也常可見動保團體潛入屠宰場、皮草工廠、動物收容所臥底拍攝的各式震撼短片。這些紀錄片中，不少以特寫鏡頭搭配旁白或各種動物受難時發出的哭泣、尖叫聲，直接呈現動物被宰殺時的血腥影像，試圖在觀者心中引發噁心、羞愧、憤怒等負面情緒，以期達成批判、教化之效。難怪很多人一聽到屠宰場紀錄片便掩耳閉眼，深怕一不小心看到後會產生連觀看鬼片的經驗都無法企及的心靈創傷。
這樣的脈絡之下，奧地利導演 Nikolaus Geyrhalter 拍攝期長達兩年，於 2005 推出的《我們的日常食物》(Unser täglich Brot ) 可謂是屠宰場紀錄片中的「小清新」。全片無旁白，攝影機多半固定，以中景至遠景的距離捕捉農場、屠宰場中的各式活動與作業程序。若要用一個字來形容整部片，「白」再洽當不過。片頭出現前，第一個推鏡帶領觀者跟隨一名正往地上灑水清潔的屠宰場人員前後移動，左右兩旁對稱地吊掛著已被宰殺且處裡後的豬屍。一如緩慢且規律推行的鏡頭，清潔人員動作機械化、不帶情感；他的主要工作是清除地板上的汙垢、血跡等生命之跡。兩旁在畫面上形成框景的無數豬屍更是死亡的直接展現。意即，全片始於宰殺過後的善後，開始即死亡－安靜、乾淨、不見血的死亡。
片中鏡頭間無明顯因果連結，每個場景停留幾分鐘後便切換至另一場景：屠宰場、輸送線、農田、花田、溫室、員工休息室等等。場景與場景間的相對空間關係不明，鏡頭間剪接的時間點也令人難以捉模，但前述「白」的主軸卻反覆出現在片中。一反屠宰場紀錄片給人的既定印象，全片於屠宰場拍攝的片段中，沒有以特寫佐以旁白呈現的穿刺、電擊、放血等影像，只有各式明亮、現代化、機械化的設備，及動作規律如機器人般的屠宰場人員，快速地將動物內臟分類、餵食雞仔、切割豬隻。唯一較為慘忍的影像是兩名女工快速地將大量雞仔的尖喙一一放入機器中移除（以防止牠們未來互相攻擊），但影片也沒有刻意強調移除的過程，亦無放大雞仔發出的不適聲音。若觀者沒有相關的屠宰場知識，甚至該鏡頭結束後都還不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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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中另一個「白」則是工作人員的種族：除了一位員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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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片採取旁觀、冷靜的視角引發不少話題，上映後更贏得不少紀錄片及生態影片界的獎項。但與其說該片呈現了什麼樣新穎而鮮為人知的內容，不如說其最大的成就在於革新令人聞之喪膽的傳統屠宰場紀錄片形式語言。屠宰場紀錄片不再是某種必須靠著動保團體冒生命危險臥底拍攝的奇觀影像，而成為一切攤在陽光底下的白淨公開畫面。但這樣的視角也不禁讓不少動保團體質疑該片的政治立場到底為何？支持還是反對屠宰動物？
某個層面上，全片對大量場所的影像紀錄像是一本視覺遊記；形式上無旁白、長鏡頭、固定鏡位等美學手段更是真正發揮了紀錄片的紀實功能。《我們的日常食物》可謂如博物館般收藏且保存了當代德、奧食品工業運作形式，有作為民族誌或史料供後世研究的價值。只不過保存之舉通常旨於維護且延續既有之實體生命，例如瀕臨絕種的台灣黑熊或者石虎。若動物最後仍不幸滅絕，影像上的保存則可提供後人認識、研究該物種滅絕前的生態，以及某種觀影「當下」與片中影像「此曾在」相互衝撞的弔詭時間意識，進而激發人們迎向「未來」，繼續投身其他物種的保育行動。相形之下，《我們的日常食物》所保存的卻是各種動物的死亡身影，以及反身地保存了影像可紀錄事物的「保存」本身。這或許是本片在影像機制上的革新背後始料未及的諷刺之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