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書帆
前華盛頓郵報記者蒙特‧瑞爾（Monte Reel）這本《測量野性的人》，是維多利亞時代動物獵人保羅‧梮謝呂（Paul Du Chaillu）深入西部非洲追獵大猩猩的故事，也是一部科學與文學、神學互動的歷史。中譯名少見地比原文更有深意。原書名直譯「人獸之間」（Between Man and Beast）雖也不差，但總覺得比中譯名少了些想像空間。
作者在本書開頭寫道，他「深受『野性』（wildness）這個字眼所吸引，特別是它塑造我們恐懼和夢想的方式，以及這些恐懼和夢想又如何反過來重新塑造我們對荒野的概念。」保羅‧波嘉德（Paul Bogard）在《夜的盡頭》（The End of Night）這本書提到，梭羅的名言「野性隱藏著世界的救贖」（In Wildness is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World），其中的「野性」一詞經常被誤解為「荒野」（wilderness），但梭羅所指的野性是一種不受地理限制的特質，不只存在於荒野，也存在於城市及人的思想中。野性不只存在於大猩猩身上，也存在於保羅‧梮謝呂身上。蒙特‧瑞爾同時也藉由描繪梮謝呂的生平，帶出兩個主要歷史場景──維多利亞時期的英國及南北戰爭前夕的美國，那是一個極力否認人性中具有野性與獸性的時代。
在當時的英國，人的神聖性即將被野性動搖。在達爾文的《物種原始》於1859年出版前，地質學和古生物學上的發現已經讓《聖經》的權威搖搖欲墜，學界也已出現物種嬗變的想法，但是這些理論與達爾文版本的演化論最大的不同，就是仍試圖保持人類的特殊地位，例如理查‧歐文（Richard Owen）雖然承認物種會演化，但他還是相信人類是獨立於其他動物發展出來的；就連幾乎與達爾文同時構思出演化論的華萊士，也認為像人腦如此精密複雜的存在，必定是一個「統治一切的智慧主」所設計的。不過達爾文主張演化並沒有目的性，傳記作家大衛‧逵曼（David Quammen）認為，這就是達爾文的演化論令人難以接受的原因，因為它挑戰了人們自以為有的神性。
這些爭論跟梮謝呂和他的大猩猩有什麼關係？正因為當時的人深信自己是上帝獨特的造物，因此大猩猩這與人極度相似、會模糊人獸之間界線的物種，讓維多利亞時代的人產生了極大的不安，他們開始懷疑自己是否也不過是一種猿類。現代生物分類學的鼻祖林奈曾在1714年寫信給朋友說，「必須把人類歸屬在靈長類中讓我感到不是很舒坦」，「我急著想從你那裡還有全世界尋求自然史中區分人猴之間的通則。」一百多年後，學者們更急切地想要知道測量野性的標準，而他們的依據就是梮謝呂千辛萬苦從西非帶回來的人類及猿類標本。
其中，兩位同樣借助梮謝呂蒐集的材料進行研究的學者理查‧歐文與湯瑪斯‧赫胥黎（Thomas Huxley），得出的結論卻是南轅北轍。有意思的是，作為達爾文的反對者，歐文雖然是科學史上的輸家，但他說對了一件事：「人類並不是從大猩猩演化出來的。」而且他也證實黑白人種的大腦與智力並無差異，無意間為種族平等提供了依據。相對地反對蓄奴的赫胥黎卻認為，非洲和澳洲的原住民屬於人類當中發展較低的階層，並錯誤地將人類各種族放在一條直直的演化路線上，從低等的黑人一直排到高等的白人。歐文與赫胥黎的例子，顯示出科學家的既定觀念、社會思潮與研究結果之間的微妙關係，即使看似中立的科學研究結果，也必定會鑲嵌進社會脈絡之中，產生研究者無法預料的影響。
在人們因大猩猩與人的相似性而緊張時，牠也同時成為異己的代表、蓄奴的藉口。支持蓄奴者認為跟白人相比，黑人與大猩猩更相似，應該被歸為動物而非人類，因此奴役他們完全沒有道德上的疑慮。在蓄奴者心目中，黑人／大猩猩就是獸性／野性的代表。美國國會在辯論廢奴議題時，一名印第安納州的代表宣稱，終結奴隸制無異於授權這些「人類大猩猩」謀殺他們的主人、強姦他們的妻女。梮謝呂在紐約時，一齣名為《八分之一的黑人》的戲劇正在百老匯上演，女主角絕望地表示，一滴非洲的血讓她成為「不潔之物」。雖然惡名昭彰的「一滴血法則」（one drop rule）是在二十世紀才成為成文法，但從這齣戲可以看出，美國當時對測量野性的偏執達到何種程度。
至於梮謝呂本人，他對於野性的標準顯然頗為迷惑。他從大猩猩的姿態、反應和叫聲中，感覺到「一些帶有人性的東西」，「當大猩猩站起身，以兩條腿奔跑時，就讓他想起人類短跑的畫面。每一次聽牠們咆哮，他彷彿在那哭聲中聽到了一個人類的發音。有時他覺得自己不是獵人，比較像個殺人犯。」蒙特‧瑞爾如此解讀：梮謝呂既懷疑大猩猩具有人性，又在著作和演講中誇大這些怪物的可怕，這種矛盾可能是試圖壓抑他內心的不安：「這頭他所追捕的野獸似乎跟他本人有很多相似性。」
瑞爾的解讀非常精準，而這也是全書最具張力的部分：梮謝呂因為成功獵殺大猩猩而成為「偉大的白人獵人」，但他同時也是自己努力要躋身的上流社會中，那些菁英名流測量的對象。嫉妒他名氣的人試圖揭發他的非白人血緣，對梮謝呂來說是比探險經歷被質疑更大的危機。那些支持他的科學家「全都具有不能容忍非白人的名聲」，「皇家地理學會的會員中完全沒有少數族裔，他們被排除在外，並沒有引來任何爭議，因為這在大家心目中根本是理所當然之事。」
或許正因為梮謝呂本身有非白人血緣，因此他對其他種族乃至於動物多了一絲同理心。他在著作中曾紀錄一段軼事，試圖顛覆黑人與人猿相似的印象。他曾和非洲當地人一起獵殺一隻黑猩猩，當地人覺得黑猩猩的外觀神似高加索人種，於是對梮謝呂說：「你看！他的頭髮是直的，都和你一樣。你快來看看這個從灌木叢中出來的白臉親戚！他之於你，比大猩猩之於我們還要近！」
保羅‧梮謝呂生活的十九世紀，是一個思想、觀念處於劇烈變動中的時代。1858年，德國探險家亞歷山大‧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的《宇宙》（Cosmos）完整英文版問世，這本書的核心思想正是現今生態學物物相關的概念，預示著下個世紀生態運動的萌發。梮謝呂在第二次前往西非探險前，曾向出版商訂購《宇宙》，他宣示此行的目的「並不是要無謂屠殺這些動物」，以更詳細的觀察取代蒐集標本。雖然批評者可能會視為預先為任務失敗的可能解套，但可以確定的是梮謝呂確實注意到世界對獵殺動物的看法已逐漸改變，而他確實也對獵殺大猩猩的行為感到厭倦了。
野性是否能測量，又該如何測量呢？從十九世紀至今，過往學界認為「唯人獨有」的事物與行為如語言、自我意識、使用工具、創造藝術，甚至豢養寵物都紛紛遭遇挑戰。人何以為人？我們對這個問題的迷惑程度，可能和一百多年前的梮謝呂和博物學家們不相上下。值得慶幸的是，如今這種迷惑使我們更加謹慎看待自己在自然界中扮演的角色。十九世紀英國禁止奴隸貿易協會的標誌，是一個跪地懇求的奴隸畫像，上面寫著「我不是人類的兄弟嗎？」（Am I Not a Man And a Brother?）1861年倫敦的《刺青》雜誌刊登了一幅戲謔的漫畫，把這句標語改成「我是人類的兄弟嗎？」配上一張直立大猩猩的插圖。今天不僅把類人猿視為兄弟的人越來越多，這個倫理標準也正持續擴及這個星球的所有生物。
也許所謂的人性，就是一種獨特的生物性（獸性），而人類這種生物特有的好奇心，最終將使我們發現世間萬物都是獨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