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6月19日 星期五

想像他者的世界:《火星上的人類學家》

【黃宗潔 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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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著想像這樣的生命情境:世界變成有如鉛鑄般灰茫茫一片(且「灰色」或「鉛色」仍不足以精準形容那眼中的世界),每樣食物看來都灰灰的、死死的,令人作嘔;吃飯的時候永遠都只能吃到右半邊的食物,甚至化妝時也只畫右半臉—因為你已經失去了「左邊」的概念;失明多年之後終於重見光明,卻發現自己失去了空間感與距離感,更無法憑「視覺」分辨出貓和狗;或者是記憶被囚禁在時空當中,不知今夕何夕,只保留著六○年代的記憶……這些,都是薩克斯醫生在《火星上的人類學家》與《錯把太太當帽子的人》兩本書中,為我們揭示的人間風景。這些與眾不同的生命形式,有的肇因於一場車禍、有的是腦瘤病變的結果,而有些則是自出生之始,就背負著「與眾不同」的命運。誠如薩克斯在序中所言,對大多數人來說,這是一個「想像之外的國度」,但是這兩本書,卻為我們開啟了一扇試著通往那國度的窗口,讓我們試著觀看、想像與思考,這些「他者」生活的艱辛。


薩克斯在自序中,以自己因右肩受傷而改用左手寫序的經驗,說明「疾病如何開創了潛能與創造力」的主旨之一,並且用以作為書中若干在疾病與弱勢中求生存的個案,了不起的適應力之旁證。而身為一個所謂的「左撇子」,卻讓我對這序言有著不同的感受。以右手為慣用手的人之中,很少人可以真正想像左撇子生活在一個右利的世界有多麼不便:姑且不論有某些咖啡杯的花紋永遠要用右手拿才看得到、或是某些可愛的髮夾偏偏得用右手夾,才不會在頭上出現一隻「倒立的小狗或貓咪」這種小事,吃飯總和左手邊的人撞在一起自然也是「家常便飯」,但更多的時候,我們必須「學習」生活在右邊的世界:從小到大的學習經驗中,我看到左利者是如何被當成「錯誤」或被忽略,小學時曾被老師把筆從手中抽起,說「你拿錯手了」,讓我愣在那裡不知該如何用「正確的手」寫字、國中時的家政課,我必須自己反向地思考勾圍巾的所有針法、高中時學習用右手考扯鈴、大學時那預設所有的人都用右手的課桌椅,讓我從此改用右手寫字,的確,生活的不便在某種程度上激發了我的「潛能」,但我也深深感受到身為某種「少數族群」必須如何努力適應「主流」的過程,而佔總人口大約十分之一的左利者,和這些因為各種先天與後天的原因,造成神經功能受損或特殊情況的個案相形之下,已經足以稱為「多數」了,這些更弱勢的少數生活何等不易,可想而知。

在全書當中,最令我深深動容的,也正是引為書名的那篇〈火星上的人類學家〉。此篇主角天寶.葛蘭汀,是一位自閉症患者,也是著名的動物行為學家。她無法解讀最簡單的社交語言,卻能傾聽動物的心聲,更真正以動物的眼光,設計出人道屠宰的系統,讓她所熱愛的動物在生命的最後一刻能獲得平靜與祥和,而非充滿驚恐與痛苦地,在完全清醒的狀態下,被倒吊著一隻後腿活生生送往輸送帶屠宰。這在友善農業的推動上,實在是深具意義的發明。而她在此領域的重大成就,除了可歸因於喜愛動物的天性之外,更重要的是她善用了自己的「自閉天賦」——動物與人最大的差異,在於動物可以看到人看不到的細節,但一般人由於有「看不見的盲目」(inattentional blindness),往往視而不見。要改善屠宰環境,就要把驚嚇牛隻的枝微末節全部改掉,自閉患者由於對事物細節的注意力遠超過整體,這樣的「缺陷」卻也讓她得以看見動物的世界。而她所「看到、聽到、感受到的所有一切,都是其他人所無法認知的。」(〈傾聽動物心語〉,頁81。)

這段話不僅讓我們看到自閉症患者的寂寞,更帶領我們去思考一個更根源的問題,那就是,「觀看、傾聽與理解他者的世界,究竟是否可能?」有太多的人,侷限在本位主義之中,把常態與多數視為理所當然,最後的結果,就是無知與冷漠。葛蘭汀在書中還提到一個經驗:大學時「有位教授對班上的同學說,動物沒有意識,因為他們沒有語言文字可以思考。因為我自己也不是用語言文字來思考,所以聽到他這番話,讓我大為震驚。我記得當時對自己說,如果動物沒有意識的話,那麼我也應該假設我自己沒有意識。」(〈傾聽動物心語〉,頁304。)那位教授的思考模式,體現出所謂「設身處地」、「接納差異」,其實並不像我們所以為的那麼容易。或許有人會認為,動物與人不可相提並論,但我想問的是,我們又比動物優越多少?所謂「他者」的世界,其實是可以更為寬廣,兼容萬物的。或許葛蘭汀說得沒錯,「其實正常人才是活在他們自己的腦子裡。有自閉症的人比正常人更直接、更精準地體驗現實世界。」(〈傾聽動物心語〉,頁346。)而薩克斯的書,或許正足以成為我們「走出自己腦子」的一個開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