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吳明益
這幾年來每周我有三天教書，一天是老鐵馬收藏者與維修者，大約兩天是農夫，一天是家庭成員，而七天都是「可能的」作者。這四個角色有時流動得很順暢，有時則不然。但「他們」看到的世界都不一樣，是我最幸運的事。
在農地裡每天都可以看到各種生物的競合。我撒下一道一道胡蘿蔔種子，這種被日本人稱為「人参」的作物，是從西亞傳到中國，再透過移民輾轉傳到臺灣來的。而在我一離開就會進入覓食的白尾八哥群，則是籠中逸出及放生導致迅速繁衍的物種。牠們和樹叢間成群結隊的烏頭翁食性有重疊之處。烏頭翁只活躍在台灣東部與南部，牠們總是選擇黃昏進入草叢覓食，有時停在我栽植的菲律賓饅頭果、青剛櫟上。並不會停在我刻意收集來的，只生長在東台灣的太魯閣櫟小苗上，因為它還太矮了。
一隻長住我田裡的棕背伯勞眼尖地發現一條我翻土而暴露位置的黃頸蜷蚓，但牠啄了兩口似乎覺得這外來客不甚美味，轉而銜走另一隻被驚嚇跳起的稻蝗。附近一叢台灣金絲桃上正在採蜜的是義大利蜂，這種原產於南歐的蜂種此刻已遍布全球。往田地的邊緣走去，我放任五節芒長到三公尺高成為防止鄰田農藥飄入的天然屏障，但部分植株被小花蔓澤蘭覆蓋了，大約每兩周就得清理一次。每次清理在拉扯之間，就讓這種原產南美，如今被稱為「綠癌」的植物更廣泛地散布它的種子。令我痛恨的是，田裡巨大的非洲大蝸牛專吃各種植物的嫩葉，卻對這種氣味特殊的植物敬謝不敏。
就如此，我的田裡每天都展示著各種入侵及原生動植物的競合，就像一部生態紀錄片。
這個月3日，立委林岱樺主持《野生動物保育法》修正草案協商，說出主管機關擬定放生辦法前，應由農委會或地方政府收容中心負收容責任，因而引起廣泛爭議。我想到了一本書，那就是幾年前翻譯出版的《回不去的伊甸園：直擊生物多樣性的危機》（Out of Eden: An Odyssey of Ecological Invasion）。
作者艾倫‧柏狄克（Alan Burdick）是一位科普作家，他撰寫的另一本書《為何時間飛逝》（Why Time Flies: A Mostly Scientific Investigation）也很受好評。
入圍美國圖書獎的《回不去的伊甸園》則以棕樹蛇（Boiga irregularis）為核心，探討各種侵入種（或稱異國種、非原產種、非原生種、外來種）與當地生態之間的連動現象，是一本集聚科學研究資料與實地踏查報導的優秀作品。（以下文字均摘引，或改寫自該書）
達爾文在一八三五年就寫下：「引入新的掠食者，必然導致混亂與失序，直到那塊棲地的物種，得以適應此一陌生外來者。」那時二十六歲的達爾文，正隨著小獵犬號航行。不久他將注意到「島與島之間的物種型態，竟存在著差異」，「一個物種被隔離……，開始掙扎求生存的過程，競爭有限的食物與配偶。贏者得以存活、繁衍，牠們的後裔持續不斷與環境爭鬥。敗者則死去，子代數量因而稀少，成為演化樹上逐漸枯萎的分枝。於是一代又一代，直到終於演化出與祖先不一樣、但優越得以適應環境的特質。新的分支、新的物種，於焉形成。」
但隨著人類交通工具的便利與各種有意無意攜帶動物旅行的狀況，生物進入另一個生態體系的狀況愈來愈常見，讓地球變成「平的」。棕樹蛇便是象徵著這世界正步向研究生物侵略性的專家們所擔憂的「世界同質化」的其中一步。
在棕樹蛇進入夏威夷以前，當地僅有勾盲蛇（Brahminy blind snake）的存在。柏狄克寫道：如今，野豬（Feral pig）踏上加州聖荷西的草坪；一九七零年為控制藻類生長而引進的亞洲鯉（Giant Asian Carp），躍入沿著密西西比河捕魚的船隻；光肩星天牛（Asian long-horned beetle）進入中央公園……美國的生態系有一萬七千種原生植物種，卻有高達五千種的外來種。甚至連南極洲，那塊地球上最遙遠最偏僻的陸地，帝王企鵝感染到華氏囊病毒（infectious bursal disease virus），那據聞是感染家禽的病菌，猜想是經過的船隻傾倒垃圾所導致的惡果。
這本書帶我們思考的問題是：人們要怎麼去計算外來物種所製造的衝擊？又該怎麼去掌控牠們帶來的傷害？從經濟上來看，美國康乃爾大學的某一評估報告裡，外來種造成的經濟損失可能達到一年一千三百八十億；而德州光是對付火蟻一年就得花掉五億。
與經濟學家把「損失」換算成貨幣不同，生態學家痛心的是，愈來愈多入侵生物，將特定生態區裡的原生種推入絕滅的道路。
此刻研究外來種的學問，已經有一個專門名詞，稱為「入侵生物學（invasion biology）」，追溯最早有系統的研究是一九五八年英國生態學家查爾斯•艾爾頓（Charles Elton）發表的《動植物之入侵生態學（The Ecology of Invasions by Animals and Plants）》。裡頭引用的著名事件，便是布魯克林的尤金•施弗林（Eugene Schieffelin）想將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戲劇裡提及的鳥類，悉數放養到中央公園裡，因而引進的椋鳥（starling）災難。
棕樹蛇可能是隨著貨船進入關島的，之後開始滅絕各種鳥類，因為牠們是爬樹高手。包括關島秧雞這種獨一無二的鳥類，棕樹蛇一樣毫不關心地吃掉牠們的蛋。
科學家發現，當一種生物被人為移動到另一個生態體系，有時候就像虎克（Joseph Hooker）所說的：「自然界的完全缺乏對等現象（the total want of reciprocity in nature）」。但這種不對等的現象，未必要由「大量繁殖」的生物才能造成。按理說棕樹蛇殺了大量的鳥以後自己也要減低數量才對，但因為另一種獵物石龍子與壁虎因為鳥的死亡而大量繁殖，因此又提供了棕樹蛇源源不絕的食物。鳥類減少的連動效應直接影響了昆蟲，而昆蟲又影響了土壤，植物也失去了散布種子的重要動力……。
至於如今的夏威夷有近三千種外來昆蟲，有些是偶然來到，有些卻是故意引進的——官方農業部門刻意引入了可以「制衡」危害農業昆蟲的昆蟲。
部分科學家認為可以用「生態區位」來解釋，成功的入侵物種，很可能是占了一個「空的生態區位」，但事實上牠們可能扮演一個全新的角色，棕樹蛇就是創造了一個頂端掠食者的生態區位，而影響的是整個生態金字塔。
一九八零年代，豪沃斯是首先提出引入物種將促使更多引入物種的學者之一。豪沃斯發現，為了農業利益引入一物種（多是昆蟲），抵禦、擊退另一物種（通常是植物，有時為別種昆蟲），結果常是引入物種本身也成了禍害。
有意思的是，人類常因運用文字，而直接「嫁禍」給這些進入異地的物種。馬克．戴維斯（Mark Davis）認為，早期入侵生物學者採用中性的詞彙來稱呼這些生物，例如：「引入的（introduced）」、「非原生的（nonnative）」、「建立族群（founding populations）」。但部分科學家則用「異種（alien）」、「外來的（exotic）」、「入侵者（invader）」，明明是人類因素，卻歸罪於生物本身。
「入侵者」、「野」草與「拓殖的」物種概念並不相同。「入侵者」，是指來自他方的物；「野」草與否，「害」蟲與否，則純粹是以人類的好惡來定義；「拓殖的物種」就更不一樣了。它們是生態學上的游牧民族，不在任何地方久駐，不斷的拓殖新的疆土，一旦時機成熟，便又捨棄離去。拓殖者可以是原生，也可以是入侵者；可以是野草，也可以不是。
即使是看似中性的用詞，也雜揉著人類對待自然的價值觀。
若說這些物種「入侵」，那根源就是人類。生物學家卡爾頓說道：「我們在生物學課堂上所講述的生物演化過程，是異域性物種演變（allopatric speciation，以隔離為先決條件的物種演化）：因為陸地與海洋彼此互為屏障。但那再也不重要了。起碼在我所面對的生物與生態系中，沒有一件入侵與人類無關。自然界不會出現歐洲西岸與澳洲東岸的海洋生物有交流互換的情形。這樣的事情沒有為什麼，自然界就是不會發生。」
他與格列高里．魯伊茲（Gregory Ruiz）一齊發表的一篇文章中，將影響入侵成功與否的多項因素濃縮簡化成一道數學方程式。
大抵上，生物入侵是一道三項變因的函數：入侵個體數的供應程度（Ps），受侵略之生態系的狀態（R，代表抵抗性），以及數據的誤差程度（B）。而各變因的實際影響程度，又因生物體種類與形勢狀態而各自變化。其中最容易評測、影響似乎亦是最大的變因，為入侵個體數的供應狀況：生物體入侵的數量，以及任何方式入侵的生物體侵略頻率。而變因之中最大的未知數，且最有可能誤導結論的，是B，即數據的誤差程度。此方程式唯有在科學家確切知道的數據的狀況下，才得以精確的運算。但更多的是科學家們所不知道的事實，因此也就很難提供有效解決問題的策略。
柏狄克在《回不去的伊甸園》的最後寫道：「或許，人們談論人類與自然的關係之時，真正想討論的，是我們與時間的關係。」他認為科學家分為兩種陣營，其一觀察動物與植物所組構的生態群系，問道：是什麼牽繫生態系物種與物種之間的關聯？物種之間如何能長時間共存？什麼是維繫物種現存共生關係的必要條件？此一陣營的科學家考量的是不同物種在生態系所扮演的不同角色，物種之間動態的互動關係，以及聯繫生態系完整性的不明因素。
另一陣營的科學家所看見的生態群系，則是由過去無數的偶發事件所塑造而成的作品：物種出現的偶然性、歷史的偶發事件、隨機性。無論你歸咎哪一個觀點，皆與時間的規模有關。只看眼下（短時間）的科學家，看見的是生態的穩定性。但視界放長（長時間）的科學家，看見的則是生態群系的瞬息萬變——數百、數千年中，生態系的物種組構是怎麼或漸進、或偶發的大規模變動。唯一不變的，是永恆的變動。
我認為所有的林岱樺都應該讀一讀類似的書，因為這類書最終告訴你的不是人類的偉大，而是人類在時間之流裡的渺小，以及在生態圈裡的橫征暴斂。但林岱樺們的問題，也就是相信「善念」只存在於宗教裡，「善念」不是根源於對事物「相對清楚的認識」。
但我認為，宗教語言的美麗正在於其彈性，它完全可以拿來轉注在科學判斷上，「盡可能減少物種人為刻意的交流」正是一種對生態系的「迴向」；避免生物突然間遭遇所造成的衝擊則是一種對物種的「慈悲」。
至於願意從自己本行知識以外，去接觸、認識、傾聽巨大的知識之海，即使因此發現自己所知有限有如芥子，也不能不說是一種「智慧」了。
(文章轉載自作者個人臉書)
